“士人读书，第一要有志，第二要有识，第三要有恒。”父亲曾一直用曾国藩家书不断勉励我。工作以后我第一次翻开这本家书，看到曾国藩的拳拳爱国心、殷殷桑梓情，我才更懂父亲为何用曾国藩家书教诲我。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，形式自由，随想而至，挥笔自如，在平淡家常事中蕴含真知良言，他希望我从中有所收获，能树立正确的三观，找到自己的理想目标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
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，被称为晚清“第一名臣”，他的著作和思想同样影响深远、泽被后人。曾国藩在母亲去世时请假回乡守制，结束了十二年的京官生活。事起仓猝，曾国藩在京欠账不能马上偿还，他在给儿子曾纪泽信中一一安顿，一面请京中朋友出面延缓，一面“外间若有奠金来，我当概存寄云、午侨两处。有一两即以一两还债，有一钱即以一钱还债，若并无分文，只得待我起复后再还”。堂堂二品大员，债务还得等收了丧事的份子钱来还。按说此时曾国藩在京城借出去的钱已有千金，但他深知所欠者经济条件都很差，专门交代家里不仅不要催还，即使人家主动送还也不能收。“盖我欠人之帐，即不能还清出京。人欠我之账，而欲其还，是不恕也。从前黎樾翁出京时，亦极窘，而不肯索穷友之债，是可为法。”做人如此，难怪曾国藩在京在湘声望极高，而能组建统领湘军了。

曾国藩的金钱观是建立在兼济天下的理想和自立自强的精神之上，在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日家书中说得明白：“予自三十岁以来，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，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，故私心立誓，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。”“故立定此志，决不肯以做官发财，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。若禄入较丰，除堂上甘旨之外，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。此我之素志也。”从拮据到阔绰，曾国藩并未迷失在金钱中，究其根本，既是操守，也是远见。此番言语亦非假大空话，后来曾国藩治湘军，经手军费数以百万计，却于薪俸之外不取一分一毫。

此外，在家乡置义田、兴社仓，用今天的话说热心公益做慈善。“乡里凶年赈助之说，予曾与澄弟言之。若逢荒欠之年，为我办二十石谷，专周济本境数庙贫乏之人。自澄弟出京之后，予又思得一法，如朱子社仓之制……国藩今欲取社仓之法而私行之我境。我家先捐谷二十石，附近各富家亦劝其量为捐谷。于夏月借与贫户，秋冬月取一分息受还。丰年不增，凶年不减……”当时，湖南家乡受灾，曾国藩便效仿宋代朱子之社仓法赈灾，并打算形成长期制度，只可惜灾民有借无还，社仓以失败告终，不过曾还是践行了自己的初心。

孔子曰：“仁者人也，亲亲为大。”孟子曰：“亲亲，仁也；敬长，义也；无他，达之天下也。”从对自己父母兄弟的爱推而广之到亲戚族人，再扩大到本乡本省，最终兼济于天下，这正是古代“仁”的涵义。曾国藩一生勤，仁，义，知世故，懂进退，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、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，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、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，值得每个人一读。